胖子不耐烦等孙教授酒醒，到家后便去潘家园练摊儿了，下午的时候，我和Shirley杨见孙教授清醒了，就给他倒了杯热茶，我把房门关上，搬了把椅子坐到他面前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九爷，实不相瞒，您刚才喝高了，把当年杀人和当叛徒的事都说出来了，可是以我的眼光来看，说您爱慕虚名不假，但要说您是杀人犯，打死我也不肯信，我估计您一定是被冤枉了，不妨把这些事的来龙去脉，给我们讲讲。”
我又拍着胸口向毛主席保证，这件事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，肯定想方设法还您一个清白，万一力所不及，今天听您说的话，我和Shirley杨都烂在肚子里，再不会向外人吐露只言片语。
孙教授自知酒后失言，但看我和Shirley杨神色诚恳，只好把他在文革时期遭遇的经历说了出来，想不到竟然也与那“地仙古墓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孙教授想找“地仙古墓”，其中八成的原因是与他当年在劳改农场的经历有关。
文革的时候，孙学武受到冲击，由于人缘不好，遭到诬陷，刚开始被人指控有生活作风问题，后来不知哪个小人出首，给他扣了顶革命叛徒的帽子，公审大会的时候哪由得他自己辨解？眼看被五花大绑拉到刑场要就地正法了，幸好他的老同学陈久仁，也就是陈教授挺身作证，证明孙学武觉悟很低，根本就没参加过革命，所以谈不上是叛徒，这才让他躲过了一劫。
后来孙学武和陈久仁这对难兄难弟，都被下放到陕西的果园沟，进行劳动改造，果园沟其实根本没果园，而是一处开石头的采石场，陈久仁一介文士，抡大锤凿石头的活哪受得了？没出半个月身体就垮了，幸亏家里托了关系，开了个胃里长瘤的医院证明，把他接回北京治病，这才没死到农场里。
但孙学武就没人管了，他孤家寡人，老婆早就死了，没儿没女，又没路子。只得在农场里一天接一天地苦熬，好在他身体素质比较好，解放前干过农活，从事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，短时间内还能顶得住，但是精神压力太大了，前途渺茫，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而且这些劳改人员，还要互相检举揭发，你不揭发别人，别人也得想方设法来揭发你，那日子简直就不是人过的。
孙学武在农场里认识了一个人，这人在抗美援朝时候还是个团长，姓封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被送来下放劳动，由于跟孙学武总搭伴劳动，有些同命相连。俩人彼此之间还算比较谈得来。有一天封团长偷着跟孙学武说：“老孙，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我实在是熬不住了。想了好几天，如今想好了，打算跑，我看你也快不行了，你干脆跟我一起跑吧。”
孙学武大吃一惊，问封团长道：“跑？你不要脑袋了？再说这农场虽然戒备不严，但这毕竟是在大巴山脉人烟稀少的深山里，就算跑出去了，之后呢？之后又往哪躲？被抓回来还能有好吗？”